​三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机构：秘书监与著作官

三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机构：秘书监与著作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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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曹魏的秘书监

秘书监一职的设置始于东汉桓帝延熹二年(159年)。设有秘书监一人，职掌图书保管及古今文字，并负责考订古今图书在文字方面的异同。因其所典掌的图书文字都具有一定的保密性，故而称为“秘书”。其时之秘书监，还不是独立机构，其上级领导机关为太常，职能与东汉时期的东观类似，相当于皇家图书馆，主要是收藏东汉国家的藏书，与现实政治之间似无直接关系。其后，秘书监一职曾一度废罢，大概是由于桓灵时期，动荡不宁，已无暇于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。

秘书监的再次恢复设置，则已经是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(216年)，其时三国鼎立已初现端倪。是年，曹操任魏王，在王府内设置秘书监一职，以原魏公府赞令刘颁、孙资为秘书郎，负责机要命令的撰拟。曹操恢复秘书监一职，主要目的当然不在于收集整理或保管图书典籍，而是以秘书监“典尚书奏事”，即由秘书监典掌尚书府文书，并撰拟机要命令，夺取了尚书的出令权,从而控制朝政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此时的秘书监职能相当于后世的中书机构，是以杜佑认为此时之秘书监，“即中书令之任”。因此，建安二十一年(216年)，曹操所恢复的秘书监，其功能主要是通过秘书监“典尚书奏事”的方式，控制决策中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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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(216年)初置秘书监时，置令丞各一人，主要职掌为“典尚书奏事”，其中秘书令当为秘书长官，丞为长官助手。有迹象表明，起先可能只有一丞，直到魏文帝黄初年间才有左、右丞之分。据《通典》卷二六《职官典八》秘书丞条注：

“文帝(曹丕)徵何祯，至为秘书郎，月余，祯因事，帝令向外曰：`吾本用祯为丞，何故为郎?'按主者罪，遂改为丞。时秘书监尚未转，乃以祯为右丞。”

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，秘书丞原本只有一人，魏文帝曹丕本来欲用何祯为丞，“主者”却用为郎，文帝认为未尽其才，故而治“主者”罪后，将何祯由秘书郎改为秘书丞。由于原秘书丞并未迁转，故而只好任命何祯为右丞。又《三国志》卷二一《刘劭传》注引《庐江何氏家传》：“明帝时有谯人胡康，号为神童，诏付秘书，使博览典籍，帝以问秘书丞何祯“康才如何?”则何祯所任为秘书丞，或者即秘书右丞的省称。这样，秘书监就由一丞，增加为左、右二丞。秘书监除令、丞为长官、副贰之外，尚有秘书郎、秘书校书郎等职。秘书郎一职，在东汉时，主要是在东观典校图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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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(216年)设秘书监时，即有秘书郎一职，时刘颁为郎。据《通典》，西晋时秘书郎的职掌为“掌中外三阁经书，校阅脱误”知曹操所设秘书郎及曹魏秘书郎职掌与此类似，由于秘书监长官主要参与中枢决策，故而其附带管理图书典籍的任务，具体就由秘书郎负责。至于秘书郎员数，《宋书·百官志》云:“郎四人”；《南齐书·百官志》则云“不著员数”，《通典》云“(晋)武帝分秘书图籍为甲乙丙丁四部，使秘书郎中四人各掌其一”。看来，秘书郎有定员四人，在西晋时是不成问题的。

《宋志》言有郎四人，说的可能是晋定员以后，《南齐书》言“不著员数”，则未敢肯定。如所周知，任何职官机构从产生到成熟都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。因此，三国时期的秘书郎，起初极有可能并无固定员数，但随着其职能的发展，秘书郎员数逐步相对固定。到晋武帝时,终于定员四人，此后南朝也基本以此为准。秘书校书郎一职，两汉均有设置，属兰台、东观属官，西汉兰台及东汉东观，既是藏书地方，也是著述的场所。

魏时秘书监，主要是负责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及保管，作用性质与西汉兰台、东汉东观基本相同，属于国家文化事业机关，可以视为曹魏国家编撰出版机构。由于秘书监所从事的职业对文化素养要求较高，因此能够到秘书监任职者，多为博学多识之士。如曾任职于秘书监的王肃、刘颁、杜挚、薛夏等人，均为饱学宿儒。是以，任职于秘书监所代表的崇高荣誉，仍为世人所瞩目。